“神舟十一号发射成功”“华为有望超越苹果”“供给侧改革让房地产市场回暖”“支付宝给了国人在国外享受不到的便利”......我们总是容易“自诩”某项技术或政策的突破，而忽略中国创新的整体情况。事实上，中国的创新，远没有想象中那样乐观。
在12月3日至4日举行的ISMOT'2016之院士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王安、胡文瑞、郭重庆、沈荣骏、凌文，与知名学者陈劲教授、柳卸林教授，分别从创新与战略的角度指出了中国创新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结合中国国情，他们“对症下药”，提出了中国未来创新发展之路的方向。
院士论坛1——创新专题
12月3日上午，由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主任孙永福院士和体育外围平台APP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体育外围平台APP魏江教授主持开展了院士论坛创新专题的讨论，王安院士、朱高峰院士、沈荣骏院士和陈劲教授就中国创新改革与经济发展等问题，做了主题演讲。
王安
体制机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在的能源、工业布局和结构不够合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
在王安院士看来，供给侧改革就是围绕“成本”、“质量” 做文章，集中一切力量提高竞争力，才能创造市场、创造价值。
现代煤矿采矿工程专家王安院士演讲
他认为，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困境和“两难境地”。
“三期叠加”：宏观经济面临传统制造业面临巨大转型压力、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消化产能过剩任务较重。
“两难境地”：一是传统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产品的成本优势已不明显，高质量的竞争力尚未形成，投资形成的产能无法消化必然出现过剩，形成产业经济的“堰塞湖”现象；二是社会处于转型期，疯狂任性的土建时代已经过去，对于上游能源、建材等业务造成的影响要有清醒认识。社会转型是必然趋势，不同的社会阶段对应着不同的产业结构。
而反思中国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不是因为市场需求减少，而是产品的竞争力削弱。因而，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目标应该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增加产品多样性，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在提出问题之后，王安院士进一步探索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他认为，要实现供给侧改革，就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机制的优势。在国家宏观层面上，要抓工业布局、谋产业战略、保政策底线。在企业微观层面上，要转产业结构、创行业模式、调体制机制。
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产品质量提高、成本下降、品种增多，重塑中国企业活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政策、产业战略、布局、结构、模式等多方面进行整体构架，全面推进，重塑中国经济新的竞争优势。
朱高峰
让创新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我国目前存在着技术和经济长期'两张皮'的问题”
朱高峰院士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国的创新是否取得了成功？”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创新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成功，但同时也要意识到我国目前投入产出的效率低下问题，实际上情况并不乐观。
在解决问题前，朱高峰院士澄清了创新的基本概念，他认为提出并实现一种新的想法并取得成效的举动都叫创新。我国当前关注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创新，涉及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链有两大“飞跃”：思想—技术；技术—产品—商品—价值。第二飞跃因其环节多、投入大、组织复杂，因此风险更大，有“死亡谷”之称。
在他看来，我国目前存在着技术和经济长期“两张皮”的问题。如企业长期依赖政策环境和引进现成技术，缺乏自主创新动力、能力以及主体意识；科研单位研发结果体现为论文和奖项，并不追求通过创新而运用于实践，或自己小打小闹，无法体现价值等。
通信技术与管理专家朱高峰院士演讲
因此，他提出，要明确创新概念：范围—经济领域；内涵—技术和制度协同；目标—创造价值。
注重创新方式：产学研结合、企业为主体；发挥企业作用——需求决策、资金投入、组织实施、效果评价、价值实现；发挥学研作用—根据企业需求、研发关键技术，少数前瞻性技术开展预研。
发挥政府作用：创造环境—监管重点在于规范市场、营造良币驱逐劣币氛围，货币政策要支持实体经济，税收政策要有针对性，贸易政策要配套支撑；提供公共服务—鼓励行业协会提供平台服务，组织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直接支持—有重点、有针对性，主要培养企业自主能力、创新动力。
关注技术来源：相当时期内，引进国外技术仍占重要地位，要真正组织消化吸收再创新，要在并购外企中真正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大企业要组织自主研发、引入技术时要消化吸收；学研单位要根据自己优势把技术研究深入搞透。
重视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注意和科学研究的区别，各有特点。
只有这样，才能让创新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沈荣骏
对我国航天科技战略开发与创新的若干思考
“我国航空发展应用存在'卫星一大片，百姓看不见'的短板”
沈荣骏院士介绍了航天能力、航天系统和产业的概念。航天能力主要是指进入空间、利用空间和控制空间的能力，其中，进入空间的能力是航空航天发展的基础，利用空间的能力是航空航天发展的目的，控制空间的能力，是航空航天发展的保障。
而航天系统和产业，包括空间飞行器（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计划和登月工程、深空探测）、运载火箭和发射塔、航天测控通信系统、空间应用系统、基础元器件和材料等。
探月工程专家沈荣骏院士演讲
对于我国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现状，沈荣骏院士认为，经过了60年的奋斗，我国航天事业自力更生、创新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航天发展应用上存在“卫星一大片，百姓看不见”的问题。就如何改善现状，他提出了几点建议：
1.在进入空间发展方向上，要建立大中小型的固态和液态结合的火箭；动力先行，加大500吨推力火箭的动力装置的研发；灵活部署发射场，缩短准备工作的时间；建立空间投放能力。
2.在利用空间发展方向上，要向高性能方向发展，在关键领域能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促进火箭的可重复利用；向智能化，自主管控方向发展；促进军民融合，共享资源。
3.在控制空间发展方向上，要加强空间态势感知系统的研究；增强自身防护能力（抗干扰、辐射、机动规避）；提高在轨维修、服务等能力；加强对空间安全和对抗的建设。
另外，沈荣骏院士对我国的航天系统和产业发展也提出了几点想法。他认为多功能大型卫星（一星多用）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国要在综合卫星和微小卫星方面同时加强研发；在体系化的实载卫星发展方向要补齐短板，填平领域空白；要加强可重复使用飞船的研究；深空探测和临近空间的发展都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陈劲
中国创新道路与创新体系
“中国企业创新之路未来的目标是集成创新与复杂产品系统创新”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教授演讲
陈劲教授认为，创新是高风险，甚至是高失败率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创新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如何用好的理论来帮助中国企业更好的创新呢？他提出，一是提高创新层次；二是从封闭到开放；三是增强更有力的活力，从被动到主动。
创新的本质是创造价值，中国虽然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面临很大的挑战。他认为，中国创新的目标是从渐进到突破创新，中国企业应该走从二次创新到集成创新再到原始创新的自主创新之路。
因此，中国企业创新之路未来的目标是集成创新与复杂产品系统创新。集成是技术、知识、组织三位一体的集成，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要做到模糊前端、知识管理和模块化。
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目前有成功的典型企业，包括中集集团、科大讯飞、隆平高科、方正集团等企业。而在学术界，也要进一步开发原创的技术自主创新理论。
此外，陈劲教授进一步就如何优化中国企业的创新体系提出了他的见解。他认为，中国企业要实现全面创新，要做到全要素、全员、全时空的创新。创新生态系统和生态创新体系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这种发展要有辩证的观点去看待。
他指出，华为与海尔作为两个研发极端案例，一个是完全封闭的研发模式，一个是完全开放的研发模式，可能都不利于企业创新的健康发展。
院士论坛2——战略专题
12月4日上午，由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副主任王安院士和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教授主持展开了院士论坛战略专题的讨论，凌文院士、胡文瑞院士、郭重庆院士和柳卸林教授针对中国企业创新、战略、发展等问题做了演讲。
凌文
神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独特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无法被其他国家复制”
作为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凌文院士直接负责科技管理，他指出，神华集团是一家集煤炭、电力、铁路、港口、航运和现代煤化工业为一体的集团公司，在面临行业跨度大、管理要求高、技术难度高、研发基础弱等创新难点的背景下，神华集团探索出一条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之路，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双轮驱动，采取内外部资源整合的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一体化协同和资源共享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系统工程与能源工程管理专家凌文院士演讲
凌文院士分享了神华集团大量宝贵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经验，其中包括要制定科技创新路线图，把握并发挥好企业的需求决策主体、资源投入主体、研发集成主体和成果转化主体角色，在建立自主研发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外部资源。
此外，他还就全球能源发展趋势、我国能源政策导向、我国能源行业面临的挑战做了全面介绍，提出神华集团未来的战略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清洁能源企业，并介绍了神华集团在煤炭清洁转化、特种油品开发等领域所进行的创新探索，不仅大幅提高煤制油化工产品的附加值，为我国国防、航天等领域提供高质量的能源支持，也为我国的抗霾环保事业贡献了力量。
此外，他高度评价了中国独特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认为这是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且无法被其他国家复制的创新模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发挥重大作用。
胡文瑞
重新认识石油
“石油将缓慢的失去青睐度”
油气田勘探开发专家胡文瑞院士演讲
胡院士认为，石油工业经历了近150年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巅峰时期，在2014年世界油价断崖式下跌后，石油在能源领域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缓慢地走向下坡路阶段，具体表现为石油的消费曲线出现增长乏力、政治、战略属性在降低，产油国地位在下降，石油消费国地位迅速上升。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油气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的直接推动力是全球油气资源过剩、全球经济不景气、技术的飞速进步，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的进步使品位油气资源开发变得容易、能效的提升和节能技术的到位、新能源及核能的开发利用等。
胡院士从“油气资源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油气资源品位低了而开采更容易了”、“油气需求不是增加了而是下降了”、“石油的战略属性不是更高了而是下降了”和“石油使人爱恨交加并备受质疑”五个方面，阐述了“石油将缓慢的失去青睐度”这一核心观点。
他认为，重新认识石油的意义在于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正视这一趋势，并尽早进行战略布局。
郭重庆
对创新模式、创新水平和创新方向的再定位
“创新应聚焦在新能源、新材料、新医疗技术和新IT技术上......”
郭院士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变革是主旋律，新的科技革命正如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互联网正颠覆性地冲击着各行各业的生存命脉，产业变革在所难免。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交汇点上。
中国工程设计大师郭重庆院士演讲
他认为，未来将是一个机器决策的时代，决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数据驱动。这对管理学界来说，是挑战，也是历史上难得的机遇：“大数据”——最接近映射真实物理世界的宝藏；“云计算”——社会化配置的计算服务及数据分析工具，神经网络算法又是打开人工智能大门的一把钥匙，以及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和物联网不断产生的数据，开启了管理科学研究的新范式和新工具，是管理科学发展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科学技术的一次“相遇”，抓住了，管理科学研究会涅槃重生，抓不住，将会继续被边缘化。
管理学界应该在这次新科技革命的激励下拥抱大数据，拥抱云计算支持下的计算试验和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改变自己的学术范式，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社会担当。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个非常滚烫的热词，公众的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了，甚至有人已经在算计着在这场竞争中获取的红利。但必须提醒，“互联网+”是一场被破坏性的创新，过程未必是轻松的，甚至是痛苦的、对抗性的，但结果是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郭院士进一步强调了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对中国产业、学界、政府等各方面带去的深远和革命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总结了创新模式、创新水平和创新方向的再定位。
他认为，创新模式应该从工业化时代的自主创新、信息化时代的协同创新向互联网时代的开放性创新转变，开放性创新无疑是适应了技术发展的规律，单打独斗式的创新不符合科技发展的潮流。竞争-合作是技术进步的推手。
创新水平应从渐进的、增量的迭代性创新到变革性的、激进的颠覆性创新转化，这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的诉求。为此，我们必须培育反思及质疑的批判性思维；
创新方向应该是技术发展的前方，向前看而不应向后看，不是像《中国制造：2025》中所描述的传统工业自动化，那只是“重复过去的故事”。创新应聚焦在新能源、新材料、新医疗技术和新IT技术上。我们必须赶上下一波技术浪潮：“智能社会”。
柳卸林
探求创新驱动的制度与政策——一个熊彼特主义者的努力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维可能会阻碍创新的实现”
中国科学院大学信息管理与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教授
柳卸林教授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经济成功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实用主义哲学的成功，借鉴了新古典经济学、斯密模式、凯恩斯模式和熊彼特模式。但也存在缺乏行业核心技术、创新体系结构低效、自由竞争导致资源和环境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
他在简要分析了主流经济学在解释创新追赶方面存在的弊病之后，提出新熊彼特主义才是解释美国如何再次超越日本等创新追赶命题的合适理论。
最后，运用熊彼特主义，柳教授提出了后追赶阶段创新体制和政策的思考，指出中国传统的管理思维可能会阻碍创新的实现，要减少政府干预，改变传统管理思维的惯性，如忽视小企业的发展、只注重科技投入不重视制度变革等，改变传统的科研院校和大学的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