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钢:别再用“还原主义思维”理解创新

张钢认为,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理解创新,需要找到贯穿其始终的“观念之光”——文化。

发布时间:2019-06-17来源:系统管理员浏览次数:77

    “现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么发达,未来我们只要努力把人的思维还原成一系列算法,机器换人,就能实现源源不断的自动创新了。”对于“创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这样的理解。相比容易受情绪、智商、环境等影响的人类来说,机器似乎更靠谱。

    但体育外围平台APP教授张钢却认为,这是典型的还原主义思维,创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在他看来,要理解复杂的创新,需要找到贯穿其始终的“观念之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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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外围平台APP教授张钢

 

创新的文化之源(壹)

    在如今这个“人人谈创新”的时代,说起“创新”,恐怕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但对高校师生而言,谈“创新”,还是应回归经典。在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创新被认为是新思想的第一次商业化或社会应用过程。按照这样的理解,创新至少包括四方面内涵。

    1、“创新”的四方面关键内涵

    第一方面关键内涵是“新思想”。没有“新思想”,创新可能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无论是关于广义技术上的“新思想”,还是关于广义管理上的“新思想”,一旦实现商业化或社会应用,就成了通常所说的技术创新或管理创新。而“新思想”中“新”的程度,也就决定了这种创新是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还是渐进创新。 

    当人们对“新思想”进行深度挖掘、思考,并对构成“新思想”的不同成分进行组合时,实际上便意味着展开了对创新的类型、性质和程度的全新理解。

    “新思想”是创新的源头,但仅有“新思想”还不能说是创新,创新一定要实现“新思想”的商业化或社会应用才行。因此,“商业化或社会应用”就成了创新的第二方面关键内涵。这个关键内涵表明,往往只有一部分新思想可能满足市场或社会的需要,从而产生市场或社会价值。而在从新思想到市场或社会价值的转化过程中,管理者、企业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中介者”角色。

    第三方面关键内涵是“第一次”。新思想必须是“第一次”实现商业化或社会应用,才叫创新,但也因为是“第一次”,创新在产生巨大收益的同时更意味着巨大风险。这就非常考验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因为正是企业家精神决定着管理者是否愿意为追逐巨大的市场或社会价值而承担巨大风险。

    当然,要实现新思想的第一次商业化或社会应用,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经历一个复杂、艰辛甚至漫长的过程。因此,“过程”也就成为创新的第四方面关键内涵。正是这个关键内涵,要求人们必须从战略的角度来理解创新。面对创新,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也就是说,一个组织要想走通“新思想的第一次商业化或社会应用过程”,就必须具备战略思维。

    2、用还原主义思维,难以理解复杂的创新现象

    基于创新的四方面关键内涵,不难发现,创新是一个跨层次、跨领域的复杂系统。

    其中,既有微观的个体和团队层次,又有中观的组织和组织间层次,还有宏观的市场和社会层次,同时也包括不同学科的知识领域以及各种细分的市场领域、产业领域和相关政策领域。

    那么,面对创新这样一个跨层次、跨领域的复杂系统现象,人们应该怎么去理解、研究和实践呢?

    以往人们习惯的是一种还原式或者称为还原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人们习惯于对创新进行化繁为简、层层分解,把创新这个跨层次的复杂系统现象一步步分解到微观的个体层次上,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创新的关键是“人才”;接着,再把创新这个跨领域的复杂系统现象一点点归并到市场价值上,而市场价值总可以还原为“钱”,因此又得到另一个结论:创新离不开“钱”。

    这样一来,创新便被还原为两个要素——“人才”和“钱”。但即便是对“人才”这个要素,人们更关心的往往也是“才”而不是“人”。既然“才”可以还原为对“新技术”或“新知识”的拥有,那么,“人才”也就可以用“新技术”来替代了。 所以现实中,人们更倾向于关心创新中的新技术和资金来源也就不足为怪了。

    人们似乎更愿意相信,“只要有了钱,就能买来新技术,就能顺利完成创新这个复杂过程”;甚至有人在憧憬:只要不断把钱投入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中,总有一天可以把“人才”的思维和思想还原成一系列算法,从而实现“机器换人”,到那时,创新岂不就成了一个源源不断的自动实现的活动吗? 

    从根本上说,这种关于创新的还原主义思维方式的理解,就是想用要素层次上的原理和法则,去解决整体层次上系统现象的重构及其发展趋势的预测问题。而这种还原主义思维方式的始作俑者,并不是管理学,而是物理学。

    根据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劳克林的观点,在过去的几百年发展中,物理学基本奉行的就是还原主义。

    在还原主义思维方式下,看得见的物质是由看不见的分子构成,因而只要理解了分子层次上的规律,就能理解物质;而分子又是由原子构成,只要能打开原子的结构、理解了原子的性质,就能理解分子;原子则是由各种各样的基本粒子构成,只要能认识这些基本粒子的性质及其规律,也就能理解原子。

    人们在接受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种还原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理解诸如创新这种复杂的跨层次、跨领域的现象时,人们也许更容易有意无意地使用这种还原主义思维方式。 

    但是,物理学家今天却在深刻反思这种还原主义思维方式。

    罗伯特.劳克林在《不同的宇宙》这本书中指出,物理学正在经历一场由还原主义到突现或涌现(Emergence)论的革命。比如,当微观层次上的基本粒子聚集到一定数量,成为一个宏观层次上的现象时,就不能再使用微观层次上的法则对这种宏观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

    宏观现象是一个突发或涌现的结果,它服从的是宏观层次上的规律。“物质自发地在集体层次上获得了一种性质或偏好,它们不能用基本法则本身来表达。”这就是“对称破缺”的概念。

    举一个也许更通俗、但不一定恰当的社会现象的例子。每个人的大脑总是思绪万千,每个人的行为也好像千差万别,但是,一旦来到了这个偌大的会议室,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好像立刻又变得如此一致了。这时,用个体的思维和行为特征及模式,能推断整个会场的氛围和变化趋势吗?

    在当下,即使要针对某一个人的行为表现进行推断,单用他自己的思维和内在生理特征,恐怕也很困难,因为这时候他更多受到的是整个会场的氛围和集体行为特征的影响。这可能属于社会系统中的“对称破缺”吧。

    遗憾的是,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把握住了构成要素的特征,就能够理解整体,甚至可以从构成要素出发,来人为地设计整体。这样的想法,或许在管理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一个团队或一个组织的管理者,总觉得“我的想法就应该是团队或组织的想法,也应该是我所能控制的更大范围内的社会领域的想法”。这似乎表明,管理者更容易受到还原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

    3、理解创新,要从文化入手

    要深入理解创新这个跨层次、跨领域的复杂系统现象,人们可能需要转换一下思维方式。借鉴突现或涌现论的思维方式,或许能够帮助人们更恰当地理解创新。

    人是宏观的观察者,却能够认识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这要感谢自然界中存在的一个神奇媒介——光子,它把宏观、微观和宇观联系了起来,并让人们慢慢理解了自然系统的突现或涌现特征。

    做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类比,人们要想理解创新这种复杂系统,也必须找到一个能把微观、中观、宏观层次联系起来的、像光子一样的东西。

    那么,对社会系统来说,类似于自然系统中光子的东西是什么呢?答案是文化。

    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在微观个体层次上,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深受自我内在价值观的影响,而一个团队之所以成为团队、一个组织之所以成为组织、一个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也离不开价值观的共识和行为规范的兼容性。

    在汉语语境下,一提到“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周易•贲卦•彖传》中的那句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实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在这句话里,“刚柔交错”就是昼夜更替、阴阳互动,这体现的是自然界的周期律,即“天文”,而通过对这种自然界的周期现象或“天文”的观察,人们建立起了超越纯粹生物节律的时间观念,即“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而“文明以止”则是指,当人遇到因资源而产生的冲突时,可以坐下来协商解决。与动物一旦面对因资源如领地而产生的冲突就只能恶性竞争相比,人是文明的,即“人文”,通过对这种专属于人的文明表现或“人文”的观察,人们建立起了超越纯粹动物领地的空间观念,即“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一旦有了这种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人就能进行超越生物节律和领地资源的判断,建立起什么有价值、什么没价值的内在准则和外在行为规范。这样一来,人跟动物就有了根本区别,人成了一种文化的存在。或者说,人也是一种观念的存在,尤其是价值观念的存在;人一旦有了价值观念,才可以说有了真正的智慧,也才不太会被外物所左右,反而能改变甚至创造外物。

    而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或者说第一价值观念,总是与对终极目标的追求有关。 

    价值之不同于工具,就在于价值总是关乎目标的。第一价值必然关乎终极目标,而终极目标又根植于哪里呢?就在于人性的假设。有什么样的人性假设,就会有什么样的终极目标,也就会派生出什么样的价值观体系。要理解这一点,或许可以用我们体育外围平台APP的校训做例子。浙大的校训是“求是”,而“求是”的内涵就是求真。那么,求真又意味着什么?

    老校长竺可桢曾用王阳明的一句话来解释“求是”的内涵,即“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惟其是而已。”王阳明说的“惟其是而已”中的“是”,专指“良知”或“天理”,而儒家的“良知”或“天理”,即“仁义礼智”四端及其向“善”的倾向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准则。

    概括地说,浙大的“求是”校训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一是对伦理之真的追求,而伦理之真涉及的是人之为人的核心价值,关乎“做人”的根本;二是对规律之真的追求,而规律之真涉及的是自然和社会背后的规律,关乎“做事”的效率。

    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中指出,“有关是(is)什么的知识并不直接打开通向应该是(should be)什么之门。人们可以对是什么有最清楚完整的认识,可还是不能从中推论出我们人类渴望的目标是什么。客观知识为我们实现某些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但是终极目标本身以及对实现它的热望必须来自另一个源泉。我们的存在和行为只有通过确立这样的目标及相应的价值才能实现其意义。”也就是说,基于事实与事实之间关系的规律之真,并不能保证面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之真;没有伦理之真,规律之真的探索和运用很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当有人说“人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时,大家不妨回过头看看爱因斯坦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是怎样探讨伦理之真和规律之真的关系的,还有我们的老校长竺可桢在讲“求是”时是如何把“仁义礼智”的伦理之真和自然社会的规律之真合二为一的。基于此,我们便可以更深入地思考,到底应该建立怎样的关于人性的假设? 

    4、探索规律之真不能脱离伦理之真

    在雅斯贝尔斯的名著《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公元前200-800年被称为轴心时代,期间人类文明的发展奇迹般地出现了四个文化源头——古希腊、希伯来、中国、印度。

    在中国,这个文化源头便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西方,则是希伯来的犹太教先知和古希腊的先哲,而它们最后汇合成了西方文明。

    早在一百多年前,老校长竺可桢那一代学贯中西的人,就已经开始了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中西文化融合探索进程。其实,老校长竺可桢对“求是”校训的两个不可分割侧面的解释,就是要把来自儒家文化传统的关于人性的德性假设,和来自古希腊文化传统的关于人性的理性假设合二为一。这类似于西方把来自希伯来文化传统的关于人性的神性假设,和来自古希腊文化传统的关于人性的理性假设相融合。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中西方文化的区别,并不在于以人性的理性假设为基础的对规律之真的追求,而在于将伦理之真的追求建立在什么样的人性假设之上。

    人们经常说“科学技术无国界,但学者和实践者有国籍”。这里的“国籍”并不是护照、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就“信奉的伦理之真不完全一样、使用规律之真做事或创造价值的模式也不尽相同”的文化意义而言的。因此,我们在理解创新、研究创新和进行创新实践时,一定不能脱离文化。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探索和运用规律之真时,一定不能脱离伦理之真。

    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人眼睛只盯着由规律之真所带来的各种具体知识及其运用的结果,而忘记了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的一切活动都深深地扎根在文化传统之中。

    (以上由体育外围平台APP根据张钢在2019年先锋学子全员培训暨“教工—企业—学生”党支部三结对推进仪式的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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